以为他的这番话会让汪兆铭羞臊甚至激动，可汪副主席的表现却让人觉得有些出乎意料。

　　“死人，又是死人......这难道是好事情？民国数十年，军阀混战，死的人还不够多吗？而在这些人死了之后呢？中国还是那个中国！贫穷而又落后！佑臣！需知抗战易，而和平难！”

　　对面的汪兆铭似乎一下子陷入了某种梦魇，说的话就像是喃喃自语，只有最后两句的时候，才仿佛回过了神，提高了音调。

　　“战必大败，和未必大乱”的民族失败主义和混乱不堪的“民族主义”思潮是汪精卫对日议和的心理基础和诱因

　　长期以来，汪精卫认为：日本是个“强邻”，中国不可与之相比，“须知数十年来，中国军事、经济，在物质上着着落后，固不待言，即组织亦幼稚不完备”，故而主张对日本的侵略应在“尽可能范围内，极力忍耐，极力让步。”据此，他提出了“一面抵抗，一面交涉”的对日妥协方针。

　　黄浩然想听听汪兆铭到底准备对他说些什么，所以没有直接给予强硬的答复，而是换了种稍微柔软的态度：

　　“这国战，和军阀混战毕竟不一样，面对名族存亡的关头，牺牲在所难免......”

　　对于黄浩然如此的回答，汪兆铭心里有些高兴，因为他在黄浩然的情绪中抓到了一丝黯然，这与他的低调俱乐部的情绪很一致。在汪看来，今天的这番话，才是黄浩然真正的内心。

　　“就按你说的，战争难免有牺牲，可全面抗战到现在，中国为什么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呢？虽然这中间佑臣你也取得过几场大胜，可总体的趋势，却依旧是中国向后，日本向前！这不是三军不用命！更不是政府不努力！实在是因为中国比较日本的进步，足足迟了六七十年，眼下中国的国防力量根本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！然而，自‘九一八’以来，中国的外交方针又是怎样呢？不过是唱着强硬的高调，掩耳盗铃罢了！概括来说，既然从军事上不能挡住日本一步一步的进来，只能从外交上想办法，使我们退得慢些。”

　　黄浩然觉得汪兆铭目前说的这些话除了有些悲观，还谈不上是卖国言论，实际上国民政府之所以等到1937年才向日本正式宣战，高层的想法，未必没有和汪兆铭一致的地方。

　　也正是在这种妥协求和的思想指导下，汪兆铭才会在当行政院长时，亲手与日本签订了《淞沪停战协定》和《何梅协定》，并认为他这样做，才是对国家负责的表现。

　　直到抗战爆发后，汪兆铭仍顽固地坚持其中国比日本落后六七十年，抗战必败的观点。他认为日本是“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”，中国“军事、经济一切社会组织及社会能力都落人后。”“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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